那一年，中国商贾千人跳楼 全家共赴黄泉（图）

历史类电子杂志《我们的历史》第二期封面

本文为“新历史合作社”新推出的数字杂志——《我们的历史》第二期内容。感谢“新历史合作社”赐稿。

　　1952年2月8日，在从香港返回大陆的两年之后，民生公司创始人卢作孚在重庆的家中自杀身亡。而他蹊跷的死因，或许可以追溯到一年多之前。

　　那时，卢作孚为了解决民生公司所面临的困境，向政府提出了公私合营的请求。而中共对此也表现出足够的善意，在新政权看来，民生公司是公私合营的一个标本，希望它的模式将成为今后大规模公私合营的一个范例。然而，当一段表面上看似融洽的关系开始以后，始料未及的变故却一一来临了。船王之死，正表现了资本家们在新时代里的不安，同时也为即将来临的一场风暴拉开了序幕。

　　事实上，几乎与此同时，上海的一些资本家纷纷以新任上海市长陈毅戏称“空降部队”的方式告别自己的企业。“据上海从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而且，有不少资本家更选择夫妻一同自尽，甚或带着孩子一同自杀，更足以见这场运动之激烈和对资本家精神冲击之巨大。”

　　在度过短暂的蜜月期后，新政权开始与旧阶级分道扬镳。1953年，伴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出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大规模改造开始了。到了1956年，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在全国范围内达到高潮：原有88000余户资本主义工业，已有99%实现了所有制的改造；全国240余万私营商业户，已有82%实现了改造。

　　在这一串史书上记载为新政权成就的数字背后，是一个阶级的被迫谢幕。如果说上海滩一幕幕起伏跌宕的人生，是这个阶级落幕时刻的集体演出的话，那么，上海的荣毅仁、汕头的林希之则是这股潮流中一大一小两个典型个体的标本。一个昭示着近代中国最具影响的实业家族商业血脉的断裂；一个尽管对政治一窍不通，但也不可幸免地被时代所裹挟，眼见着自己科学实业梦想的夭折。

　　仅仅几年时间，那些由上世纪末期开始崛起，或是由更远的时间传承而来的企业、企业家以及工艺的传承、品牌的积淀、世家的血脉，纷纷被剥皮抽筋。直到三十年后，在另一场变革中，中国开始试图重新寻找和接续失去的商脉。

　　1949年5月，上海，那是张元济一生中最后一次经历兵荒马乱，中共的军队一路攻打过来，已经兵临城外，此时，这座繁华的城里到处都是忧心慌乱的人群。 在霞飞路沙发花园的一栋住宅内，已见惯了兴亡易代、动乱沉浮的他，则平静地观望着外面正在骤然变化的局势。

　　经年国难，战乱将息，这位坚韧的老人，对于来日已不似青年的兴奋，在颇为有限的余日里，他更倾心于一段和平闲淡的生活。当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这样写道：“惟仍甚望将现有职务早日摆脱，重反故巢。”考虑到他当时的年纪，想必也没人会怀疑这份心愿的真诚。

　　三年前，自从曾带领商务印书馆创造辉煌的王云五辞去总经理一职投身政界以后，这个位置上便再没能找到合适的继任者。张元济不忍看到数十年事业的倾覆，“遂不得不插身干预”，公司的权力实际上就已转入张元济等五位董事的手中，偌大的一个出版帝国一摊子的事务便压在了这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身上。那时，在私下的通信里，他曾向胡适倾诉道：“此中苦况殆不堪为知我者道也。”就中难处大约是外人难以体会的。

　　况且，无论如何，身体的日趋衰退都是不争的事实，在历经世事沧桑之后，这位老人已太过疲惫，然而也就在此时，其灌注几十年心血所苦心经营的商务印书馆却正面临着一个从未有过的十字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