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中国商贾千人跳楼 全家共赴黄泉（图）

早期商务印书馆印刷车间

　　人民出版事业

　　仅是那艰难的生存就已让张元济殚精竭虑了，向着既往磅礴瑰丽的梦想而复兴的路则更加黯淡无望，其实自新政权建立之后，等待着商务的就是一个已经注定的前景。

　　1949年10月9日，政协会议期间，两位商务的旧人郑振铎、胡愈之曾来拜访张元济，在谈到未来的出版趋向时，胡愈之说：“将来大约注重分工合作，出版、印刷、发行固须分工，即出版亦须分别部门各专一类。”而不久之后，胡愈之便就任新设立的出版总署署长，因而他的这些话自然代表了新政权下出版事业未来的方向。

　　出版与宣传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共把书籍期刊的出版发行视作“国家建设事业及人民文化生活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政治工作”，革命年代如此，取得政权后就更给予特别的关注，希望“把全国出版事业在统一的领导之下组织起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需要的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则在1950年9月召开的第一届全国出版会议上开始陆续出台。大会上，胡愈之发表了题为《论人民出版事业及其发展方向》的主旨报告，正式明确了中国出版新的方向，即“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

　　而在“人民出版事业”这一概念的统摄之下，于是，我们看到，这次大会以及在此之后陆续颁布的一些政策条例，则包含了这样一些色彩鲜明的内容：比如，统一全国新华书店，加强专业化和企业化经营，实行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和出版专业化，对私营出版业的整顿和改造；加强对稿源控制，取消私营出版业时事政治类读物的出版权、教科书编审权和出版权；出版业均必须定期编制选题计划、编辑计划及出版计划，呈报当地出版行政机构，对出版物内容的审定，在不违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无害于人民的原则下均准予印行；统一调配纸张，实施加工订货等等。

　　出版、印刷、发行分工及出版专业化的政策，对于编、印、发三位一体的商务印书馆可谓是迎头痛击，然而，为了获得政府帮扶，摆脱经营困难，又必须走上“人民出版事业”的道路。在此环境下，商务的调整改造首先从发行部门入手，1950年底，出版总署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联书店、联营书店等五家单位的发行机构，以公私合营方式合并成立了当时仅次于新华书店的全国第二大发行系统——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从此，商务不再管发行，亦不参与发行机构。

　　而按照出版总署出版专业化的要求，此前出版门类极为完备商务印书馆此后的出版方向也被调整为：以出版实用科学书籍为主，兼及儿童书和辞书。文史方面，基本上不再出版新书，文史旧存稿分别转移给有关出版社，重印书只限于四角号码新词典等语文工具书。当时，高教部教材编审处在编写和翻译高等学校的教学用书，考虑到教材的特点：如公式多、插图多、表格多、外文多、符号多等等，没有排印科技书籍经验的一般印刷企业不容易很好地完成出版任务，于是，出版总署决定在过去有很好的教材出版经验的商务印书馆与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建立约稿和订货关系，承担高等院校工科基础课和基础技术课教材的大部、理科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四种专业教材的全部以及部分文史教材的出版印制。

　　就这样，经过政府主导下的初步调整和改组，商务印书馆实现了自身的变革：在稿源、纸张等均有政府控制分配的体制下，通过接受加工订货，商务逐步被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而在国家“出版专业化”政策的主导下，商务印书馆的古籍出版几乎完全停顿，西学译著锐减，过去一直走多元化出版战略的商务印书馆，开始服从于“分别部门，各专一类”的出版方针。

　　而那时，几位商务元老的人生也谢幕在这样的时刻，商务的命运就显得更加悲凉了。 1950年5月，商务印书馆创始人之一的高凤池病逝。次年偏瘫了一年多的张元济，似乎预感到生命之火将息，便自撰讣告，也预备着与世长辞。而转眼1952年元月商务董事会自选的公司经理谢仁冰，在奔波劳累中，突然脑溢血而弃世。数日之后，全国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五反运动”，在物色谢仁冰的继任时，公司中竟无人愿意代表资方出面。一切都与原来不同了，一个时代结束了。